序言
《繡榻野史》是明代後期一部出名的情色小說，它講述的是在兩個家庭中所發生的極其淫蕩、乃至亂倫的故事。
揚州秀才姚同心，自號東門生，娶妻醜陋多病，妻死後，發誓要娶絕色女子為繼。數年未得，遂引誘標緻的小秀才趙大裡為孌童，兩人「白天是兄弟，夜裡同夫妻一般」。後娶綢緞鋪金老闆的女兒金氏，美貌無比，但又捨不得大裡，仍保持曖昧關係。
晃幾年過去了，那年東門生三十一歲、金氏二十一歲、大裡十八歲。大裡藉口用心讀書，稟報母親麻氏，搬到東門生書房裡住，兩人一發親密了。趙出入東門生家，與金氏眉來眼去，都有了心，東門生也不計較，反而認為「便待他兩個人有了手腳，倒有些趣味」。於是便加以湊合，大裡與金氏如乾柴烈火，一點即著。第一次交合，金氏使出渾身手段「戰敗」了大裡，直到他討饒為止，兩人都感到不滿足，約定再戰。第二次交合前，大裡作好了充分的準備，他吃過春藥，並暗中將淫藥放入金氏陰戶。兩人繾綣多時，金氏屢戰屢洩，弄得外陰紅腫，疼不可忍，大裡仍然金槍不倒，連奸丫鬟賽紅和阿秀。東門生與金氏吃了個大虧，決意報復。
大裡有寡母麻氏，年三十二歲，已守節十餘年，長得也十分標緻。東門生假意關心大裡，讓他外出教館，接麻氏到家由金氏照顧。東門生謊稱外出暗藏別室，麻氏與金同床而眠，晚上，金氏百般挑動麻氏的情慾，又用緬鈴（一種助情器）使麻氏無法自制，暗中引東門生與之交歡，事明後，麻氏仍沉緬淫樂，三人同淫。為報復大裡奸丫鬟，東門生又設計灌醉金氏和麻氏，趁機姦污了麻氏丫鬟，年僅十三面目矯好的小嬌。
金氏與麻氏爭風吃醋，為了平息混亂，麻氏提出一個辦法，將大裡和金氏配為夫婦，自己和東門生湊成一對，以致重新組合成了兩個「家庭」，但又不受「家庭」的限制，東門生仍與大裡、金氏一起日夜宣淫，加上丫鬟使女一齊鬼混。金氏和、歷氏的爭鬥還是無法解決，鬧得不可開交，驚動了鄰里。東門生家醜聲外傳，正值學院出巡到揚州，地方狀告東門生與大裡「行止有虧」，東門生於諸人畏罪逃入山區。
後來，麻氏生了兩個兒子，但因性慾難熬，不滿周月便與東門生縱慾，得日月風而死。金氏也因縱慾過度，得「色癆」而卒。東門生與大裡設法到別處寄學，來到北京，但鄉里人早把他倆的醜事傳遍，北京也沒人理會他們，兩人只得回家，走到半路，大裡「遇了疫氣忽然死了」。賽紅、阿秀嫁人，只有小嬌照料麻氏所生的兩個兒子，與東門生相依為命。一日，東門生夢見金變為母豬、麻變為母騾，大裡變為公騾。夢醒後，東門生大悟，深感「報應的道理，果然是有的，忙請法師替三人懺悔，一人又托夢道，由於東門生的懺悔，罪孽減輕，「不久又好托生人身了」。東門生更是大徹大悟，出家為僧，法名為「西竺」，結庵而居，以自己的教訓警戒世人。
與一般禁毀小說不同的是，《繡榻野史》的作者斑斑可考，是明代後期的一位戲曲作家呂天成。據明代著名戲曲評論家王驥得《曲律》卷甲記載：「勤之（呂天成字勤之）童年便有聲律之好，既為諸生，有名，兼工古文詞，與余稱文字交二十年。每抵掌談詞，日昃不休。孫太夫人好儲書，於古今戲劇，靡不購存。故勤之汛濫極博，所著傳奇，始工綺麗，才藻煜然。最膺服詞隱（即明代著名戲曲家，「吳江派」的開山祖沈璟），改轍從之，稍流質易。然宮調字句平仄，兢兢毖毖，不少假借」，他又說：「勤之製作甚富，至摹寫麗情褻語，尤稱絕技。世所傳《繡榻野史》、《閒情別傳》，皆其少年遊戲之筆。」
呂天成（約1580—？）字勤之，號郁蘭生，別號棘津，出身在浙江余姚書香門第之家。他的母親孫太夫人大量的戲劇作品收藏，為呂天成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學習和創作環境，以後，他又以沈璟為師，成了「吳江派」的一員大將，在中國戲劇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沈璟學生輩中最為出名的，就是這位郁蘭生了。他年未四十而卒，寫下了不少作品，有《雙棲》、《雙閣》、《四相》、《四元》、《神劍》、《二》、《神女》、《金合》、《戒珠》、《三星》等劇本和其他短劇，在當時頗享盛名，可惜這些作品都未陡流傳下來，只有一部戲曲評論著作《曲品》至今猶存。《曲品》三卷，倣傚《詩品》品論明代戲曲家的品位高下，在中國戲劇批評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孫太夫人如此酷愛通俗文學，想必是個思想比較開通的母親，加上余姚是江南重鎮，經濟富庶，文化繁榮，文人雲集，個中不乏思想解放、行為怪誕之士。以狷狂出名的江南才子徐渭（1512—1593），即為山陰人，與余姚近在咫尺，堪稱同鄉（余姚、山陰同屬紹興府），這位鄉前輩對呂天成，自有其潛移默化之影響。呂天成生活的時代，正是「公安派」文學十分活躍之時，公安派的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比呂天成稍長，呂天成年少時，他們在文壇上已享有名氣，影響著一代文人墨客。三袁都是放浪不羈之士，袁宏道鼓吹「或為酒肉，或為聲妓，率心而行，無所忌憚」的生活方式，袁中道則津津樂道自已的流連「遊冶之場，倡家桃李之蹊」。他們提倡的是用生命本能的情慾和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來對抗禮教心防，這股潮流銳不可擋，席捲晚明。
呂天成出身在這樣一個家庭，生活在這樣一個地區、一個特定的時代，又正值年少氣盛，才情橫溢，青春萌動之時，寫出了這樣一部淫蕩的小說，也就不難理解了。
小說的內容確實放浪無稽，作品不僅大肆宣染變態的同性戀、後庭之茭，而且繪聲繪色地描寫了東門生如何主動將自己的妻子提供給趙大裡淫樂，一開始，金氏和大裡雖然有些眉來眼去，但畢竟不敢公然成奸。東門生勸金氏說：「他（指大裡）便叫做我的阿弟，就像你一樣的老婆，都是我戲過的，說什麼羞人呢？」接著又去挑逗大裡，大裡有點羞羞答答，東門生便說：「那個有什麼難，當初蒼梧饒娶了老婆，因他標緻，就讓於阿哥了，難道我不好讓於阿弟麼？」做完了「思想工作」，他又作具體安排，先將大裡請到書房，再將金氏推進書房中去，把門扣住，讓兩人白晝宣淫，自己在門縫裡看得津津有味。這種性變態，實在令人吃驚，為了滿足觀裸、觀看他人性愛的慾念，居然不厭其煩地把自己的老婆送上門去，在中國的古典小說中實屬罕見。至於小說對每次性愛過程十分詳盡、具體的描繪，更不必多言，簡直如同一部性愛技巧教材。因而，小說結尾那一段懺悔及出家告誡世人的描寫，只能說是蒼白無力的。
從這些變態的描寫中，我們看到了晚明之沒落，士風之腐朽。那是一個幻滅的時代，信仰的破滅，把一代文人的興趣從科舉仕途轉向了聲色犬馬。只不過，東門生是個更為內向，更缺乏男子氣的男人，他連文人頻頻光顧的秦樓楚館都不敢去，只是在家裡（大裡也可算他的「老婆」，麻氏「嫁」給他以後，兩家更如同一家）稱凶稱霸，充分發洩。那個時代的文人，他們深受窒息人性的倫理綱常的折磨，又找不到出路，尋不著光明。於是，他們一頭墜落到獸性的肉波慾海。他們不滿足終身不變的婚姻，痛恨家庭的桎梏，又只能在家裡濫施淫威。他們可憐可悲又可恨可歎，對這些晚明文人，我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當然，在充滿末世腐朽的氣息中，我們也稍稍看到了作者的一點自主意識與一絲追求。小說一開始就寫到，東門生醜陋的前妻死後，他發誓「定要尋個極俊俏的做繼室媳婦」。應該說，這是個十分合理的要求，將這個合理要求清清楚楚寫到書上，是完全附合人性的。這與《古詩十九首》中「空床難獨守」的吶喊如出一轍，強烈而直率地反映出人的青春欲求以及對美的追求。同時，小說中的男男女女，包括丫鬟使女，都充滿著情慾的衝動，儘管這種衝動已被曲解為變態的性慾亢進，但我們仍然可以感覺到禮教壓抑下的人性的張揚。可惜的是，作品這一點點「亮色」被長篇累犢的淫穢描寫而掩蓋、而吞噬。
呂天成是個比較優秀的戲劇作家，因而本書在寫作上還是有可取之處。作品線索清楚，從東門生引出趙大裡、金氏；由大裡與金氏苟合，金氏「吃虧」，引出東門生與麻氏的通姦；由麻、金的內哄，引出「夫妻」關係的置換；由兩家合一，亂倫鬼混，引出鄰里的抗議，官方的查辦；接著，引出一家的衰敗、眾人的死亡、東門生的怪夢及懺悔、徹悟。小說一一敘述下來，條理分明，順理成章。
在細節，描寫方面，作品也顯示出一定的功力。有些描寫很風趣，如東門生和麻氏、金氏喝酒行令，三人各說了一段繞口令，東門生說：「芭蕉芭蕉，有葉無花，一徑霜打，好像南膽部洲大明國浙江等處家宣佈政使司，杭州府錢塘縣西湖邊藕花，居靜裡裡西廊下，一直進去黑亮芭，裡面老和尚甸破娑裟。」金氏和麻氏都說差了，當場罰酒。然後金氏出令道：「月子灣灣照九州，也有幾人歡來幾人愁；也有幾人高高樓上飲了好酒；也有幾人挑擔落了個他州，褸下吊了個牛，樓上放了個油，樓下牛曳倒了個樓，打翻了個油，壓殺了個牛，捉了牛皮賠了個樓，牛油賠了油，賣油的客面上哭得兩淚交流。」東門生一氣念去，一點也不差，麻氏記不全，罰了一滿杯。麻氏又出令道：「一個怕風的蜜蜂，一個不怕風的蜜蜂；那個怕風的蜜蜂，躲在牆裡；這個不怕風的蜜蜂出來，扯那個怕風的蜜蜂；那個怕風的蜜蜂，罵這個不怕風的蜜蜂：『我倒怕風，躲在牆洞裡，你不怕風，怎麼扯我出來呢？』」結果東門生也念差了三四個字，罰了三四杯酒。這段描寫，為我們保存了晚明繞口令的貿料，也比較真切地反映家庭情趣和民間風尚，即使放到《金瓶梅》或《紅摟夢》中，也不遜色。
《繡榻野史》是部有名的淫穢小說，早為道德人士所鄙視，官府也視為眼中釘。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浙江湖州知府將此書列入了禁毀書單；不久，蘇州知府亦查禁此書。同治七年（1868）四月，江蘇巡撫丁日昌開列的禁毀書目中，也有此書。
此書有明萬曆刊本，題「李卓吾批評」、「醉閣憨憨子校閱」。另有江籬館校本，分上下兩卷，並有「嘯花軒藏本」字樣。一九一五年上海圖書館排校本則題「情類主人著」、「小隱齋居士校正」。